在世俗大众的认识里，佛教往往被视作一方出离尘世、绝俗离伦的方外之教。然稽考经藏，方知佛教，一直将孝亲敬恩置于修行根本、善道枢要之地。

佛门之孝，既赅出世间之慧光，亦不离世间人伦之温情；其后东传中土，融汇传统儒孝，更凝练为东方文明中一道深邃而庄严的伦理奇观，非惟契理契机，亦且熠耀千古。

 佛教经典素将孝道视为修行根本、善道之源。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殷重宣说：「父母恩深重，恩怜无歇时，起坐心相逐，近遥意与随。」经中佛陀更喻父母恩德如山高海深，纵然「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亦难酬其恩。此经偈非仅是譬喻之辞，实乃基于缘起正观所阐述。一切众生，皆曾互为父母子女，故孝亲之本义，实为对轮回之中深重恩情的觉醒与体认。
《盂兰盆经》中所载的目犍连救母之事，尤见孝道与佛法救度之融合。目犍连尊者见母堕于饿鬼道中，悲怆不已，佛为说盂兰盆供之法，使七世父母皆得离苦。此经不仅确立孝亲之仪轨，更昭示大孝之深义。孝之要义，非止于世间奉养，更须以佛法智慧，济拔父母出于轮回。此种「出世之孝」，超越俗谛局限，彰显佛门孝道之特质，以慈悲践孝行，以般若成孝义。

佛教初入中土时，曾因沙门剃发出家、不拜君王等制度，与中土固有的儒家孝亲伦理形成一定的差异冲突。

东晋高僧慧远和尚所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对此进行了系统辨析。他指出，出家者「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其外在形仪虽异于世俗礼制，实则通过修道弘法、提升道德，以功德回报国家父母，乃至达成「大孝通于神明」的崇高境界。

至唐宋时期，佛教进一步与中土价值观融通，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孝亲观念。《六祖坛经》中，六祖惠能大师有偈云「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将孝道纳入世间修行的体系中。

北宋契嵩禅师撰《孝论》十二篇，明确主张「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并以「孝为戒先」融通世孝与戒律，在理论层面实现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的融合。这一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的精神走向与社会认同。

 

《梵网经》所阐述的「孝名为戒」，主张「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将世俗孝亲扩展为对一切众生的普遍慈悲。这一思想既与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理念相契合，又以佛教轮回观为依据，奠定了实践仪轨的思想基础。
 
有了经文句偈作为依据，进而通过制度化的仪轨，将孝亲观念深刻融入宗教实践中，盂兰盆会的形成与发展便是其中的典范。
 
这一法会源于《佛说盂兰盆经》中目犍连救母的典故。自南北朝传入中土后，该经便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相结合。至唐代，宗密法师在《盂兰盆经疏》中强调孝道是「儒释皆宗之」的根本，贯通人伦与天道。他大力倡导在农历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供，以饮食供养十方僧众，藉此功德救度七世父母。这使得盂兰盆会迅速发展为融祭祀、超度与报恩于一体的孝亲法会，获得广泛社会响应。其后，清明、冬至等传统祭祖时节也渐成为僧俗共同践行孝道的重要场合。这不仅使盂兰盆节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更体现出中国佛教对孝道文化的深刻融摄与升华。

佛教孝亲观自印度至中国，历经创造性转化，既葆有解脱道之崇高愿力，亦实现与人伦日用的深切融合。其所启示者，乃真正之大孝，非惟晨昏定省、物质奉养，更在于以智慧引导父母出离轮回；非止于一世血亲之眷念，更是对一切众生皆曾为父母之深刻体认。
 
此一种融汇出世与入世、慈悲与智慧之孝亲观，恰如天台宗所云「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于世俗伦理中彰明佛法真谛，于孝亲敬恩中践行菩萨精神。这既为佛门对中国文化之重大贡献，亦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超越时空的伦理光明，照亮现代人在个体修行与家庭责任、超越追求与人伦义务之间求得平衡的智慧之路。
 
图片及数据源：广州六榕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