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大眾的認識裏，佛教往往被視作一方出離塵世、絕俗離倫的方外之教。然稽考經藏，方知佛教，一直將孝親敬恩置於修行根本、善道樞要之地。

佛門之孝，既賅出世間之慧光，亦不離世間人倫之溫情；其後東傳中土，融匯傳統儒孝，更凝練為東方文明中一道深邃而莊嚴的倫理奇觀，非惟契理契機，亦且熠耀千古。

 佛教經典素將孝道視為修行根本、善道之源。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中，殷重宣說：「父母恩深重，恩憐無歇時，起坐心相逐，近遙意與隨。」經中佛陀更喻父母恩德如山高海深，縱然「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亦難酬其恩。此經偈非僅是譬喻之辭，實乃基於緣起正觀所闡述。一切眾生，皆曾互為父母子女，故孝親之本義，實為對輪回之中深重恩情的覺醒與體認。

《盂蘭盆經》中所載的目犍連救母之事，尤見孝道與佛法救度之融合。目犍連尊者見母墮於餓鬼道中，悲愴不已，佛為說盂蘭盆供之法，使七世父母皆得離苦。此經不僅確立孝親之儀軌，更昭示大孝之深義。孝之要義，非止於世間奉養，更須以佛法智慧，濟拔父母出於輪回。此種「出世之孝」，超越俗諦局限，彰顯佛門孝道之特質，以慈悲踐孝行，以般若成孝義。

 佛教初入中土時，曾因沙門剃髮出家、不拜君王等制度，與中土固有的儒家孝親倫理形成一定的差異衝突。

東晉高僧慧遠和尚所作《沙門不敬王者論》，對此進行了系統辨析。他指出，出家者「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其外在形儀雖異於世俗禮制，實則通過修道弘法、提升道德，以功德回報國家父母，乃至達成「大孝通於神明」的崇高境界。

至唐宋時期，佛教進一步與中土價值觀融通，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孝親觀念。《六祖壇經》中，六祖惠能大師有偈雲「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將孝道納入世間修行的體系中。

北宋契嵩禪師撰《孝論》十二篇，明確主張「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並以「孝為戒先」融通世孝與戒律，在理論層面實現了佛教倫理與儒家孝道的融合。這一融合深刻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精神走向與社會認同。

 

《梵網經》所闡述的「孝名為戒」，主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將世俗孝親擴展為對一切眾生的普遍慈悲。這一思想既與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理念相契合，又以佛教輪回觀為依據，奠定了實踐儀軌的思想基礎。
 
有了經文句偈作為依據，進而通過制度化的儀軌，將孝親觀念深刻融入宗教實踐中，盂蘭盆會的形成與發展便是其中的典範。
 
這一法會源於《佛說盂蘭盆經》中目犍連救母的典故。自南北朝傳入中土後，該經便與中國傳統祭祀文化相結合。至唐代，宗密法師在《盂蘭盆經疏》中強調孝道是「儒釋皆宗之」的根本，貫通人倫與天道。他大力宣導在農曆七月十五設盂蘭盆供，以飲食供養十方僧眾，藉此功德救度七世父母。這使得盂蘭盆會迅速發展為融祭祀、超度與報恩於一體的孝親法會，獲得廣泛社會回應。其後，清明、冬至等傳統祭祖時節也漸成為僧俗共同踐行孝道的重要場合。這不僅使盂蘭盆節成為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更體現出中國佛教對孝道文化的深刻融攝與昇華。

佛教孝親觀自印度至中國，歷經創造性轉化，既葆有解脫道之崇高願力，亦實現與人倫日用的深切融合。其所啟示者，乃真正之大孝，非惟晨昏定省、物質奉養，更在於以智慧引導父母出離輪回；非止於一世血親之眷念，更是對一切眾生皆曾為父母之深刻體認。
 
此一種融匯出世與入世、慈悲與智慧之孝親觀，恰如天臺宗所雲「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於世俗倫理中彰明佛法真諦，於孝親敬恩中踐行菩薩精神。這既為佛門對中國文化之重大貢獻，亦成為人類文明中一道超越時空的倫理光明，照亮現代人在個體修行與家庭責任、超越追求與人倫義務之間求得平衡的智慧之路。
 
圖片及資料來源：廣州六榕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