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沿着敦煌经河西走廊进入甘肃金城（兰州），直通长安。因僧侣与商旅往来频繁，带动了石窟的营建。公元四世纪陆续开凿敦煌莫高窟、凉州天梯山石窟、临夏炳灵寺石窟等，皆为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重要设施，亦是佛教文化的珍贵宝库。

云冈石窟的迷理治窟

最早期的石窟直接沿用天然石洞，稍加修整或直接于墙壁绘制造像，营建方式较为随意简朴。然而在郊野山岭开凿石窟群并非易事，当中牵涉土地业权、繁复的建筑工艺、艺术设计与实施，以及庞大且持续的资金。仅凭信徒捐资实难独力完成，背后亦得力于统治者的支持。

汉晋时期，梵僧来华主要以京城皇室与权贵为传教对象；朝廷对外来僧侣采取优待却观望的态度，知识界亦对佛学展开「格义运动」，可见当时佛教尚未在民间广为流传。换言之，此阶段的梵僧纯因路途因素行经河西地带（西域通往京城的要道），无须久留，亦缺乏广大本土信徒基础，因此并未开凿佛教石窟。直至东晋末年，北方多数地区沦为外族政权统治，进入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五胡十六国」与「北朝」动乱时代，同时也迎来汉地佛教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洞窟内高耸的彩塑佛像

「五胡」是古代中原对边疆游牧民族政权的贬称。这些民族长年栖居苦寒之地，生命充满不确定性，于西域接触佛教后逐渐心生认同，接受度极高。尤其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多位帝王笃信佛法；因不受儒家礼教束缚，打破过往「汉人不得剃度出家」的禁令，大力扶持佛教发展。北魏文成帝更采纳昙曜法师建议，于山西大同武周川藉皇室之力营建石窟，开启中国皇室开凿石窟的先河。除彰显皇室对佛陀的崇敬，亦藉佛像安抚战乱下的百姓，宣扬因果业报之理，将皇权与佛法结合，达到安民教化之效。

云冈石窟主佛带有鲜卑族面貌

昙曜法师主持云冈石窟第一期工程，开凿五座大型洞窟，各立一尊高约二十公尺的大佛，气势宏伟。佛造像承袭西域中亚风格，面容具欧亚人种高鼻深目的特征。其后在皇室支持下扩大开凿规模，随着北魏推行全面汉化，士族改着汉服，风气由游牧民族的粗犷转为汉族士子的清雅。皇室审美改变，直接反映于佛像造型：身形由雄健浑厚趋向匀称适中，衣饰由传统宽袍袈裟改为汉式服装、腰束带饰，带有汉地文人气息。此风格更直接影响华北地区佛像艺术长达三百年。

云冈佛像的汉式袍衣和衣带

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后，因失去皇室资助，大型石窟开凿工程大致停顿。但佛教信仰已于华北广为传播，民间信徒开始捐资兴建小型洞窟。由于功德主多为平民百姓，为迎合大众需求，遂发展出千佛壁等形式，可供信徒祈福发愿。因此，民间化正是云冈石窟第三期的核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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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家宙 历史博士

专研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余种专著。深信 AI 时代，更需要佛法与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