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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石窟(六)

佛教的石窟(六)

鲜卑族入主北方、建立北魏政权,由于族群笃信佛法,文成帝大力支持开凿云冈石窟,使之成为中国首座皇家石窟。举措除供养佛陀、弘扬佛法之外,更刻意将皇权与教权相互结合,塑造「佛即帝王、帝王即佛」的统治形象,巩固政权正当性。其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子宣武帝即位,下诏于洛阳郊外伊水东岸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延续北魏以来的「佛皇」形象工程。 洛阳伊水龙门石窟远景 龙门石窟开凿之时,佛教传入中土已逾四百年,正值佛教汉化的关键过渡阶段。加上鲜卑族固有审美观的影响,早期龙门佛像仍保留浓厚的印度风貌与初级汉化特征。其后历朝持续扩建、修整,窟龛与造像数量冠绝全国。发展至中后期,石窟多脱离皇家资助,由民间信众出资开凿,佛像风格随之彻底汉化、世俗化,贴近当时民众的容貌与气质。 龙门石窟药方碑刻拓片 值得留意的是,隋唐时期供养人盛行为造像与功德镌刻题记,累计留下三千六百余篇楷书碑刻,意外成为汉字书法由「魏碑体」过渡至「唐楷」的珍贵实物遗存。当中以《龙门二十品》最负盛名,是历代文人临习楷书的必备范本。 龙门石窟坐落于伊水两岸,分为西山与东山两大部分。工程率先于西山展开,历时一百五十年之久,拥有九大核心洞窟。其中宾阳洞为宣武帝为先皇祈福、积累功德所建,窟内供奉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完整造像群,主尊佛像高约四米,身形线条与衣纹装饰皆展现成熟汉化风格。洞口两侧镌刻《魏孝文帝礼佛图》与《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无论雕工技法、艺术风格或历史价值,皆具代表性。 龙门卢舍那佛石窟 而龙门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为初唐武则天时期开凿的摩崖造像——高达十八米的卢舍那大佛石刻群。整铺造像以主尊大佛为中心,两侧对称排布二弟子、二菩萨、二护法、二力士,合共九尊造像,气势恢宏庄严。虽其中一尊护法与力士残损,整体格局依旧完整雄伟。坊间普遍认为,卢舍那大佛的面容,是以武则天本人容貌为蓝本雕琢而成。 西山石窟另一珍贵亮点,为北齐始凿、唐代增刻的药方洞。窟壁镌刻唐代药方共一百五十三条,涵盖消渴(糖尿病)、翻胃(胃炎)、噎症(食道病变)等常见病症的疗方与针灸手法,是研究中古民间医学的重要实录。后世学者研究证实,龙门药方洞内容与敦煌遗书《备急单验药方卷》同源,足见其与丝绸之路文化、医学交流的紧密关联。 至于东山石窟,多为唐中期至宋代陆续开凿。因当地岩层偏薄、地质条件受限,开凿难度较高,故洞窟数量相对稀少。 龙门药方洞 洛阳向来是中原政治重镇,历经十三朝建都,同时位居华北交通枢纽,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唐武宗灭佛事件开始,龙门石窟遭受大规模破坏,其后历代战乱亦反复造成造像残损、文物流失。虽后世屡有修复扩建,却始终陷入「破坏与修复」的循环,延续千百年之久。 踏入二十世纪,龙门石窟再遭多重损毁:城市发展建设拆除部分窟体、战乱期间盗贼猖獗,大量佛头、造像、浮雕遭盗凿贩卖海外,文革期间亦再度受损。直至改革开放后,文物保育工作逐步完善,龙门石窟得以系统修复、妥善保育,其后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千年石刻文明终得永续传承。 图片及数据提供: 作者:邓家宙 历史博士 专研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余种专著。深信 AI 时代,更需要佛法与文化的滋养。

佛教的石窟(五)

佛教的石窟(五)

佛教文化沿着敦煌经河西走廊进入甘肃金城(兰州),直通长安。因僧侣与商旅往来频繁,带动了石窟的营建。公元四世纪陆续开凿敦煌莫高窟、凉州天梯山石窟、临夏炳灵寺石窟等,皆为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重要设施,亦是佛教文化的珍贵宝库。 云冈石窟的迷理治窟 最早期的石窟直接沿用天然石洞,稍加修整或直接于墙壁绘制造像,营建方式较为随意简朴。然而在郊野山岭开凿石窟群并非易事,当中牵涉土地业权、繁复的建筑工艺、艺术设计与实施,以及庞大且持续的资金。仅凭信徒捐资实难独力完成,背后亦得力于统治者的支持。 汉晋时期,梵僧来华主要以京城皇室与权贵为传教对象;朝廷对外来僧侣采取优待却观望的态度,知识界亦对佛学展开「格义运动」,可见当时佛教尚未在民间广为流传。换言之,此阶段的梵僧纯因路途因素行经河西地带(西域通往京城的要道),无须久留,亦缺乏广大本土信徒基础,因此并未开凿佛教石窟。直至东晋末年,北方多数地区沦为外族政权统治,进入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五胡十六国」与「北朝」动乱时代,同时也迎来汉地佛教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洞窟内高耸的彩塑佛像 「五胡」是古代中原对边疆游牧民族政权的贬称。这些民族长年栖居苦寒之地,生命充满不确定性,于西域接触佛教后逐渐心生认同,接受度极高。尤其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多位帝王笃信佛法;因不受儒家礼教束缚,打破过往「汉人不得剃度出家」的禁令,大力扶持佛教发展。北魏文成帝更采纳昙曜法师建议,于山西大同武周川藉皇室之力营建石窟,开启中国皇室开凿石窟的先河。除彰显皇室对佛陀的崇敬,亦藉佛像安抚战乱下的百姓,宣扬因果业报之理,将皇权与佛法结合,达到安民教化之效。 云冈石窟主佛带有鲜卑族面貌 昙曜法师主持云冈石窟第一期工程,开凿五座大型洞窟,各立一尊高约二十公尺的大佛,气势宏伟。佛造像承袭西域中亚风格,面容具欧亚人种高鼻深目的特征。其后在皇室支持下扩大开凿规模,随着北魏推行全面汉化,士族改着汉服,风气由游牧民族的粗犷转为汉族士子的清雅。皇室审美改变,直接反映于佛像造型:身形由雄健浑厚趋向匀称适中,衣饰由传统宽袍袈裟改为汉式服装、腰束带饰,带有汉地文人气息。此风格更直接影响华北地区佛像艺术长达三百年。 云冈佛像的汉式袍衣和衣带 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后,因失去皇室资助,大型石窟开凿工程大致停顿。但佛教信仰已于华北广为传播,民间信徒开始捐资兴建小型洞窟。由于功德主多为平民百姓,为迎合大众需求,遂发展出千佛壁等形式,可供信徒祈福发愿。因此,民间化正是云冈石窟第三期的核心特色。 图片及数据提供: 作者:邓家宙 历史博士 专研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余种专著。深信 AI 时代,更需要佛法与文化的滋养。

从母亲节谈到佛教的孝亲观

从母亲节谈到佛教的孝亲观

每逢母亲节前后,人们借着节日氛围的相互感染,思忆母亲养育之恩,感念母亲的辛劳付出与伟大母爱,并以各种方式表达感恩与报恩之心。然而,孝道并非一时一朝的表现,而应时时刻刻铭记于心。佛教向来极重孝道,遍览佛经,佛陀以孝道自行化他的事例随处可见。《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报恩品》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所谓四重恩,即父母恩、国王恩、众生恩、三宝恩。世尊亦常叹父母恩重难报,教诲四众弟子时时念恩、报恩。 明朝的佛教故事 佛教极重孝道,《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盂兰盆经》等,皆为阐扬孝道的经典。佛教诸多公案故事中,亦处处体现最朴实的孝道精神。明朝年间,安徽太和有位青年名杨黼,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感人生无常,立志学佛。听闻四川有无际禅师,乃菩萨应化,遂辞母入川求法,终见年逾古稀的无际禅师。 禅师问:「你从何来?来做甚么?」 杨黼答:「我从安徽来,欲亲近活菩萨。」 禅师云:「见菩萨,何如见佛?」 杨黼问:「我亦欲见佛,不知佛在何处?」 禅师示曰:「见佛不难。你归家去,若遇有人披衾倒屣为你开门,那人即是佛。」 杨黼半信半疑,启程返乡。一路风餐露宿,行经月余,抵家门前,始终未遇此境。 他沮丧敲门,此时已是深夜。母亲自儿子离家后,朝夕挂念,寝食难安;听闻敲门,知是儿子归来,喜出望外,不及整衣,披衾倒履,连忙出门开门。见母亲此模样,杨黼顿悟禅师所言,当下泪流满面,跪倒于母亲膝下。古语云:「堂上二老便是佛。」原来杨黼千辛万苦远求的佛,正是眼前的母亲! 「孝」为持戒行善之本 佛教的孝亲观,至宋代逐渐成熟体系化,以宋代契嵩禅师《孝论》为代表,将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相契合,提出「孝为戒先」的重要主张。由此可知,儒家之孝偏重在行,佛教之孝重在理,二者相融不二。契嵩禅师对孝道的阐扬,更奠定孝道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亦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体现。佛教并不将出世修行与世间孝亲对立,反以孝道为桥梁,导引孝行指向究竟解脱。 《孝论》云:佛陀制戒,以孝为首。若自称持戒,却不孝顺父母,非真持戒。孝为大戒之首,持戒方能生善;欲行善而不持戒,善无从起;欲持戒而不行孝,戒无从立。 佛教以「孝」为持戒行善之本。人若不能孝养亲长,遑论修行与慈悲?孝敬亲长,即是正觉修行。故学佛之道,自孝亲始。以孝亲为根基,扩而充之,便能孝顺一切众生、礼敬社会大众。能爱父母,方能进而爱国家、爱众生。 佛教具有宏大的孝亲观 《孝论》又言:「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虽然,其说不甚着明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白话之意:孝道为各家所尊崇,而佛教尤为尊崇;只因佛弟子弘扬不足,致使世人多不了解。儒家孝道分三层次:孝养父母之身、孝养父母之心、孝养父母之志。而佛教更有第四层次:孝养父母之智—— 开示父母因果真理,增长慧命,令其觉悟宇宙人生实相,出离生死轮回,此乃究竟之大孝。正如莲池大师《七笔勾》云:「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因此,佛教的孝亲观更为宏大、完备。孝敬亲长,因缘不同,形式各异:或以财物奉养,或以陪伴温暖,或以实现亲恩之志。而我们精进修行、持戒行善、自觉觉他,令父母福慧增长、离苦得乐,便是最究竟之大孝。 数据源:广州六榕寺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出自《华严经・入法界品》,记述善财童子发起菩提心,遍历参访善知识,领受教法、历经艰辛、圆满修行,终至开悟成佛的历程。《华严经》以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详述善财童子从平凡凡夫童子,历经五十三参的艰难历练,直至圆成佛果的完整经过。 依佛经记载,善财童子为福城长者之子。其降生瑞相殊胜,处处呈现吉祥征兆,其中一室内地面忽然涌现无数珍宝,因而得名「善财」。 善财童子禀性超凡,对世间尘俗琐事毫无执着,一心探求宇宙人生真理,渴望寻觅能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修行大道。一日,适逢文殊菩萨莅临福城弘扬佛法,善财童子便至心请教,请示如何能快速圆满成佛之道。文殊菩萨开示成佛关键:遍参善知识。自此,善财童子踏上参访善知识的修行之路。以发菩提心、造福世间、利乐有情为宗旨,不畏千辛万苦,攀高山、渡沧海、入王宫、趋民舍,历种种艰难逆境,足迹遍历一百一十城,虔诚礼拜五十三位善知识。 第五十三位善知识即为普贤菩萨,表达无尽法门之义。善财依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净土;因愿力无穷,行门精进不息,善法日日增长,终达福慧圆满、究竟成佛。善财初参文殊菩萨,蒙文殊指引方向,嘱其历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方能悟道证果。 五十三参之中,至弥勒菩萨处,善财圆证圣果。而五十三参中段第二十七参,参访的正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为考验善财心志真诚与坚定,兴起大波巨浪,劝其回转,善财却毫不畏惧,以坚定道心与至诚虔敬感得菩萨印可,日后成为观音菩萨胁侍。 此五十三位善知识,身分各行各业:有厨师、匠师、教师、航海者、商人、音乐家、医药行者、比丘、居士、外道、老者、孩童、男女大德等等,各各传授独特修行法门。终于普贤菩萨座下圆满功行,证得「一切佛剎微尘数三昧」。 若依身分类别划分,五十三位善知识共归十六类:菩萨、比丘、童子、童子师、航海师、长者、医师、婆罗门、外道、国王、道场护地之神、天众、夜天、仙人、比丘尼、女性行者。涵盖各年龄层、社会阶层、职业领域、宗教门派,不分男女尊卑,皆为善财参学良师。 五十三参的善知识之中,多数示现正面德行,亦有部分示现反面逆境以助修行:如胜热婆罗门示现愚痴之相;甘露火王示现极重瞋恚;伐苏蜜多女示现妓女身,代表贪爱烦恼。另有良医弥伽为印度土著族群、鱼族航海师属当时贱民阶层,在传统印度社会地位卑微,在《华严经》中却皆是大权示现的大菩萨,各有表法深意,皆是善财童子历练学习的对象。 善财参观音菩萨,便学习观音的大悲行愿;遇阿罗汉,便学习阿罗汉清净解脱之行;逢航海师,便学习观风掌舵、随缘自在的智能;见名医行者,便学习辨识药性、调理身心、救济病苦的慈悲愿行。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典故启示我们:世间每一领域、每一种职业、每一位众生,皆有值得学习借镜之处;更有无量大菩萨隐于世间各行各业,以种种身分应化度众。学佛行者当体察世间万相,不为外境纷扰,从一切人事物中领悟智慧,方能真正入红尘、出红尘,在世不染世。古德有云:「身在红尘中,心在红尘外;处世不染尘,方为大自在。」亦如诗云:「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真正懂学佛之人,视一切人皆为善知识、一切众生皆是佛菩萨示现,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皆为成就修行、启发自性智慧的殊胜福缘。修行即是历事炼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穿衣吃饭、一言一行,无处不是修行。善人贤士,是修行榜样、是善知识;恶人劣行,令自己引以为戒,是规戒自省的良师。 学佛之道,在深入经藏、依止善知识;更要看透世间参差不平、善恶交杂的现象,不被外境障碍本心,领悟万法深义,方能真正入世而不迷、出世而不离世,圆满自在修行。 图片及数据源:上海隆庆寺

佛教的石窟(四)

佛教的石窟(四)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古代中亚贸易的重要关隘,最迟于汉代已是繁盛的商业城市。及至明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终断延续千多年的对外贸易往来,敦煌自此淡出大众视野。直至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吸引各国探险家接踵而至寻宝,大量珍贵文物外流,震惊中外,敦煌亦再度成为世界焦点。 敦煌藏经洞卷子 「敦」字具多重涵义,一般解作丰厚、广大、和洽,颇符合当地多元商旅互市的环境;亦有释作「屯」,意指此地为国家进出门户,驻有官兵屯戍守护国防,同时亦是对外宣示国力威望的象征。正因为此独特背景,市面繁华璀璨、五光十色,令敦煌声名远播中外。 商旅由西域诸国抵达敦煌,方正式进入中土疆域;反之,由敦煌离开中土,便踏入荒漠戈壁。路途险阻重重,商旅在离境前或抵步后,为祈愿旅途平安、感念菩萨庇佑,皆会广作佛事。自四世纪起,当地陆续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绘制佛经壁画,亦雇人抄经、诵经、点灯以累积功德。经历逾千年发展,莫高窟洞窟数量超过七百余座,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发展时间跨度最长的佛教石窟。窟内蕴藏极为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亦是佛教汉化历史的完整缩影。 敦煌作为王朝边疆重镇,流动人口密集,城市性质、规模与环境,和西域小国有明显分别。佛教僧侣留驻此地,亦无须隐居山野。因此莫高窟仅有少量僧侣驻守,与其说是修行道场,更多是洞窟管理人员与工程监督。这反映石窟性质已由传统修行道场,转变为功德积累与艺术创作为主;此外,除大型佛像依山壁开凿外,小型洞窟内多以泥质彩塑为主,可见造像技术已全面汉化。 目莲救母变文 敦煌石窟虽以积功累德为兴建初衷,但其壁画、造像作品与其他地区石窟不同,本身亦具备弘法教化功能。光绪年间,莫高窟发现密封藏经洞,内藏六万多件古文书,包括各种文字佛典、经卷、诗词、史书、信札等,亦有鲜为人知的「变文」。 唐宋年间,敦煌僧人将深奥难解的佛经义理,改编为通俗文艺,定期举办佛教说唱表演,以散文说白、韵文歌唱结合的方式,向普罗大众演扬佛法,这类剧本便是「转变了的经文」,称为变文。观众欣赏表演时,虽有丰富视听娱乐,却仍难理解佛经意境。于是僧侣将洞窟内「经变图」(完整佛经故事画卷)挂示,甚至绘制于布帛之上;说唱至对应段落时,便由助手展示相关图画辅助讲解,这类图像称为「变相」或「经变」。 及至宋代,变文表演极为盛行,内容逐渐扩展至市井低俗题材,水平参差、良莠不齐。朝廷鉴于变文性质改变、有伤风化,加上现场易于聚众,忧虑秘密组织借机滋事,遂下令全面取缔,变文自此失传。而藏经洞保存大量失传变文卷子,是佛教石窟史极为珍贵的遗产,亦让后人得以重新认识敦煌石窟多元丰富的弘法功能。 作者:邓家宙历史博士 专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余种专著。深信 AI 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养。

佛教的石窟(三)

佛教的石窟(三)

所谓「西域」,是古代中国对西北以外地区的总称。从广义而言,即葱岭以西的北印度、中亚,甚至东欧和非洲北部;若从狭义理解,则专指葱岭以东,在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向东至甘肃的广阔地带,涵盖现在的整个新疆及甘肃西北部等地。印度佛教文化,正是沿这条西域道路向外传播。 克孜尔石窟 公元以前,西域地区已有频繁的经济活动,沿线有许多民族部落或小国,主要从事游牧、长途贸易等活动。梵僧们因利乘便,也沿贸易通道来到西域弘法。至东汉永平七年(64 年),明帝派蔡愔等人访寻佛法,于西域遇到梵僧迦摄摩腾、竺法兰,礼请至皇宫宣演佛法,是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既然官方开辟的丝绸之路已通,沿路有军队保护,商旅往来相当安全;加上汉朝皇帝已接纳佛教,更让梵僧们安心远赴汉地弘教。由于西域路途遥远,加上夏季炎热少雨,秋冬两季则极为苦寒,每年适合启程的日子不多,是以早期多采取「边行边停」的方式前进。天气合适便尽快赶路,遇气候恶劣或抵达城镇便停留栖息,可以想见当时行程相当缓慢。往来梵僧为避免在道途风餐露宿,自然会寻找山洞这类天然遮蔽处作为暂歇点;有时为避风雪,停留时间可长达半年。于是西域沿路,也逐渐出现以安僧为目的的石窟。后来梵僧接踵来华,部分留驻当地弘法,多数则前往他处另建道场,原有的石窟便成为信徒供佛祈福的场所。 《贤愚经》的「大施抒海取珠」本生故事 据考古资料所知,西域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克孜尔千佛洞。该洞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却勒塔格山,古代属龟兹国境内,始凿于公元三世纪。因商旅往来频繁,带动造功德之需求,周边持续开凿石窟达六百余年,形成大型石窟群。现已发掘出二六九个洞窟,保存大量佛教壁画,尤以佛传、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居多,这与当时大乘佛教兴起的风气相吻合。洞窟亦出土若干残破彩塑佛像,仅存一座保存较完整的释尊彩塑,反映佛像风格已由传统石刻样式,逐渐过渡至中式泥塑。由于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窟内壁画正反映佛教初传汉地、中印文化交汇初期至持续汉化的过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除克孜尔千佛洞外,龟兹境内尚有五个石窟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克孜尔第四七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由人工开凿成宽阔的方形洞窟,窟内高达十六点五米,用以安奉巨型佛像。综观各石窟群的空间规模与营造技艺,足以反映当时往来龟兹的商旅密度,以及该国的繁荣程度。 约公元十世纪起,因伊斯兰教东扩影响,位处西域要道的疏勒国改宗伊斯兰,并持续进侵西域诸佛教国,沿途石窟开凿活动因而终止、荒废,部分更遭破坏,淹没于风沙之中。直到二十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可惜又遭外国探险队盗窃毁损,至一九五三年才在政府保护下展开记录与修复工作。 作者:邓家宙历史博士 专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余种专著。深信 AI 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养。

百喻闻思 | 无明生邪见

百喻闻思 | 无明生邪见

《百喻经》子死欲停置家中喻。昔有愚人,养育七子。一子先死。时此愚人见子既死,便欲停置于其家中,自欲弃去。旁人见已,而语之言:「生死道异,当速庄严,致于远处,而殡葬之,云何得留,自欲弃去?」尔时愚人闻此语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当葬者,须更杀一子,停担两头,乃可胜致。」于是便更杀其一子,而担负之,远葬林野。时人见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 心的安详需从「相」中跳脱 译文: 从前有人养了七个儿子。有一天,一个儿子生病死了。这个父亲很悲痛,就想把死去的儿子埋在家里,自己带其余的儿子弃家而去。 一个邻居知道了,就对他说:「你为甚么不把死去的儿子抬出去埋掉,却让活着的人离开家呢?」这时愚人听说了这话,心想:「如果死了的不留家中,就应该拿出去埋掉,那只有再杀死一个儿子,放在担子的两头,才可以成担地挑出去。」结果,他真的又杀死一个儿子,和那个病死的儿子凑成一担,挑到山上埋葬了。当时的人看到后,都讥笑他,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残忍、愚蠢的人。 在这一则故事中,父亲因对亡子的贪爱执着,对无常的嗔恚抗拒,对生命真相的愚痴无知,如此「贪嗔痴」三毒交织障蔽,导致颠倒行持,引生了错误的抉择和举措——执意将儿子的尸体留在家中。此时,邻居的劝谏本是对治这种执着的良药,但父亲却陷入更深层的无明当中,为了「成担」而作杀业,为表像「圆满」而种下苦因,以苦因企图求乐果。他不知尸体仅是四大假合之相,杀生却是真实造作的恶业!故事可笑,但转念一想,我们平日里,不也是时常陷入这种颠倒当中而不自知吗? 比如,太多的人贪着外貌的曼妙、衣着的华美,而忽略了身体的健康;为了升职加薪、追逐资财,如鹿渴逐阳焰,忽略了探求生命的本质;更有甚者,于生灭法中汲汲营营,却任由本自具足的清明觉性为垢尘所掩盖…… 如同故事中的父亲一般,如果我们不能从对「相」的贪爱执着中跳脱,不能如实正观缘起真相,内心便会永远沉陷于焦灼忧恼当中,生命就会永远沉沦于业海翻腾当中,为无明愚痴所障碍,造就诸多恶业,得不到幸福安乐,心无法安然详宁。 法量大和尚曾开示 大众云:「『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生命是随业流转的现象,每个人都是自己所造业的承担者和继承者。而业,是心及心所推动的身语行为的结果,生命的升沉苦乐,人际的亲疏爱憎,自身的忧恼祥宁,都由心来造作主导。 当心于无明状态中沉溺时,会不断产生种种错误的运作,引发许多纷繁复杂的变化,乐境翻成苦海,善缘转为怨憎。因此,若想改善生命质量,必须学习认识这颗心,须知起心动念处,即是业种萌芽时,唯有以觉性照破无明,方能转染污识为清净智。」 当心灵蒙上无明翳障,便如迷舟入海,唯有时时觉照,念念清明,方能于行止坐卧中,正信正行,如实内观,如理思维,勤奋安忍,止恶行善,自利利他,如此,必然能够息灭贪嗔痴念,身心自在清凉,获得究竟圆满。 数据源:广州六榕寺

佛教的石窟(二)

佛教的石窟(二)

公元前三世纪,佛教由印度向外围地区传播,因地形俱为山野,僧侣多选在洞窟歇居和修持。约在公元一世纪,僧侣沿商旅贸易路线由北天竺穿越葱岭,进入到中亚与东方的交汇要道,西边往中亚传播,远达阿富汗等地;东边则沿天山进入西域(即现今之新疆一带)进入中土,由于僧侣鱼贯进出,带动沿路的佛寺形石窟的建设。 洞窟都是沿山壁向内开凿,部份再于洞口建造中式门面楼阁,骤眼如同楼房建筑。 此外,中亚至丝路一带均为商贸通道,但沿途受风沙、盗贼、战火等威胁,生命朝不保夕,是以佛教思想传到这里很快就得到当地人及往来商旅的信仰,希冀佛菩萨能给予庇佑,而当时正值大乘佛教兴起,忆念佛陀和菩萨本生事业蔚成风气,信徒流行建造佛像以积功德,或雕刻莲花、佛足等象征性图案以为守护,甚至开凿石窟安奉佛像作长久供养,于是石窟形式就从原先仅为礼佛安僧的用途,扩展到纯粹为造像积功德的性质。 由于佛教传播是沿贸易通道扩展,是以在中亚的阿富汗、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地区亦有广泛和珍贵的佛像石窟群。这地区的佛像风格无论是面容、发型、体姿和衣着等均糅合了古印度贵霜王朝、犍陀罗、希腊和波斯的风格,反映了石窟所在地的多元人口聚集的特质;佛教东传,因传播路线关系,佛教活动和大型石窟建设均聚集于丝路沿线,单是石窟就有十余处,以古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最为著名。 榆林窟内的卧佛造像。 与中亚地区的佛教石窟比对,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的特质正是「佛教汉化」的历程,而敦煌莫高窟正是最佳写照,因该处是西域进入汉地的唯一关口,无论商旅是入境或离境都会到佛寺祈愿、酬谢、做功德,长期以来带动石窟的开凿和造像、壁画、抄经等信俗活动。于是观看敦煌不同时期的石窟壁画、造像,留意当中的形态、衣着、布局等等,便能看出由印度风格渐渐转向本土化的过程。 再者,佛教传到汉地洛阳,获皇家准予译经弘教,早期的策略仍是以皇室和高官为对象,尚未能在民间普及。可以说,佛教在历朝得到皇室的支持,不少皇帝为积累功德,或作安民的宣传,也乐于全资开凿石窟,而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正是中原地区皇室石窟的代表作。由于汉地另以寺院安置僧尼,因此汉地石窟只用于造像供奉,而造形、衣着亦较贴近本土生活。内容方面,除了佛经故事,亦有不少融和释道思想的题材,如:孝道、因果、地狱受苦等,劝善味道浓厚。 作者:邓家宙历史博士 专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藉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项专著。深信AI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养。

腊八节佛陀成道故事

腊八节佛陀成道故事

今天是人们熟悉的腊八节,很多人在这一天。有吃腊八粥的习惯,但大家未必知道这碗粥其实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的成道。 2500多人前,在古印度。迦毗罗卫惠国诞生了一位小王子名叫悉达多,他心地善良、聪慧过人,受到父母和臣民的爱敬。可见似无忧无虑的太子在见到老、病、死的痛苦后,对生命发生了终极叩文。如何才能解除老、病、死之苦。 人生即使拥有青春健康荣华富贵、家庭和乐等,一切世间圆满在老、病、死年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困惑久久繁绕在他心头,即使学遍世间知识,也未能找到答案。 当时印度有很多人为解脱轮回成为弃绝者。 于是悉达多决定出家找寻超越生死的大道。他先后跟随当时禅定工夫最了不得的两位老师学习,可见他证得与老师同等的境界后,发现禅定不能解除,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轮回并未就此息。 于是他前往雪山独自苦行,求证当欲望被极度抑制,就可找到解脱之法,这苦恨延续了六年之久,到最后悉达多每天仅食一麻一麦,饿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然而,轮回依归没有解决。悉达多并未沮丧、绝望而是领悟到苦行非道追逐物欲固然无法解决,但一味苦行,也只是徒增对身体的折磨。唯有舍弃苦乐两边,才能趋近解脱大道。 但彼此,悉达多已到濒死极限,幸好牧女善身及时施救,供养了一碗乳糜令他恢服。 恢服体力后。 悉达多来到华钵罗树下以枯草铺就坐垫,决心克期取证。 不证菩提,不起此座。49天深禅定中,悉达多降服内外魔军障难,并以缘起智慧观察生命之流,次第证得宿命智、有情死生智。 最终通达漏尽智,了知生命流转及还灭的真相。 他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端坐思惟,终于在十二月初八日夜睹明星而开悟证道,成就正等正觉。 由于牧羊女供养乳糜的典故,后来中国的佛教徒乃起而效之,于每年农历十二月八日当天,以五谷及诸果物煮粥供佛,称为「腊八粥」,以此纪念佛陀成道。 数据及图片: 上海玉佛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