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佛同行

佛友熱話

首頁/
與佛同行

觀音心寶六字大明咒實修要訣: 揚唐仁波切教言選集二

這本殊勝的開示集，收錄了揚唐仁波切唯一一次公開講授大圓滿傳承祖師巴楚仁波切《前中後三善法語》的完整開示。揚唐仁波切講授此論時並無參照任何註釋，完全以自身的深厚體悟來解說，因此讀者得以直聽心要，領受上師毫無保留的真實教誨。書名：觀音心寶六字大明咒實修要訣: 揚唐仁波切教言選集二作者：揚唐仁波切譯者：卻札蔣措 ISBN：9789574579198 出版社：橡樹林出版年份：2026年3月14日內容簡介：濁世修行者的無上心要直指究竟解脫的實修地圖本書的核心，在於為現代修行者提供一條簡潔而務實的解脫之道。揚唐仁波切強調修行必須以出離心與純正的動機攝持，詳細闡述了將唸誦六字大明咒融入大圓滿見地的方法，指導修行者如何面對煩惱與逆境而不失其心，並且在日常生活中讓菩提心自然增長。書中深入闡釋了三殊勝的應用與檢視自心的關鍵作用，將修行重心從知識概念回歸到誠正的心態與實修。本開示集強調的，是回歸檢視自心，而非逐一收集法門；是回到真實不欺的行持，而非修行姿態的呈現。在資訊爆炸、法門繁多的當代，書中的教法直接而明確，能幫助修行者避免在多法門間徘徊，而能專注於一念持誦、一心淨修，達到究竟的解脫。作者簡介：姓名：揚唐仁波切多芒揚唐仁波切於一九三○年出生於錫金，被認證為西藏康區「多芒大伏藏師」──多傑德千林巴──的再來人，達賴喇嘛尊者戲稱他為「錫金康巴人」。仁波切在時代動盪時曾在獄中被禁錮二十年，獄中展現的慈悲與修行上的證悟可比濁世清流，蔚為傳奇。在尼泊爾大地震當下的超凡風範，至今亦為人樂道。在仁波切逾二十五年的海外傳法生涯中，樸實的道風和身教，影響不僅政商名流，並及黑白兩道、販夫走卒，依人施教，來者不拒。台灣乃是與他最為有緣，也是他駐足最久之地，所有這些點點滴滴的真實故事，盡在《我的淨土到了》一書中。本書收錄了他於一九九八年在夏威夷的數日開示內容。相關著作：《蓮師法要：揚唐仁波切教言選集（一）》譯者簡介：姓名：卻札蔣措出生於台灣，赴印度學習藏語，奉揚唐仁波切為根本上師。揚唐仁波切圓寂之後，發願能夠讓仁波切的身（傳記）、語（教言集）、意（舍利塔）留駐人間。資料來源：誠品線上：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2013192683102775007?srsltid=AfmBOoqCtzWalLnj0P3DhJUmzZVTERrHFeqDyAqsDpk52rmRSa-kitkS

佛教的石窟（五）

佛教文化沿著敦煌經河西走廊進入甘肅金城（蘭州），直通長安。因僧侶與商旅往來頻繁，帶動了石窟的營建。公元四世紀陸續開鑿敦煌莫高窟、涼州天梯山石窟、臨夏炳靈寺石窟等，皆為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的重要設施，亦是佛教文化的珍貴寶庫。雲岡石窟的迷理治窟最早期的石窟直接沿用天然石洞，稍加修整或直接於牆壁繪製造像，營建方式較為隨意簡樸。然而在郊野山嶺開鑿石窟群並非易事，當中牽涉土地業權、繁複的建築工藝、藝術設計與實施，以及龐大且持續的資金。僅憑信徒捐資實難獨力完成，背後亦得力於統治者的支持。漢晉時期，梵僧來華主要以京城皇室與權貴為傳教對象；朝廷對外來僧侶採取優待卻觀望的態度，知識界亦對佛學展開「格義運動」，可見當時佛教尚未在民間廣為流傳。換言之，此階段的梵僧純因路途因素行經河西地帶（西域通往京城的要道），無須久留，亦缺乏廣大本土信徒基礎，因此並未開鑿佛教石窟。直至東晉末年，北方多數地區淪為外族政權統治，進入長達二百七十餘年的「五胡十六國」與「北朝」動亂時代，同時也迎來漢地佛教發展的第一次高峰。洞窟內高聳的彩塑佛像「五胡」是古代中原對邊疆遊牧民族政權的貶稱。這些民族長年棲居苦寒之地，生命充滿不確定性，於西域接觸佛教後逐漸心生認同，接受度極高。尤其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多位帝王篤信佛法；因不受儒家禮教束縛，打破過往「漢人不得剃度出家」的禁令，大力扶持佛教發展。北魏文成帝更採納曇曜法師建議，於山西大同武周川藉皇室之力營建石窟，開啟中國皇室開鑿石窟的先河。除彰顯皇室對佛陀的崇敬，亦藉佛像安撫戰亂下的百姓，宣揚因果業報之理，將皇權與佛法結合，達到安民教化之效。雲岡石窟主佛帶有鮮卑族面貌曇曜法師主持雲岡石窟第一期工程，開鑿五座大型洞窟，各立一尊高約二十公尺的大佛，氣勢宏偉。佛造像承襲西域中亞風格，面容具歐亞人種高鼻深目的特徵。其後在皇室支持下擴大開鑿規模，隨著北魏推行全面漢化，士族改著漢服，風氣由遊牧民族的粗獷轉為漢族士子的清雅。皇室審美改變，直接反映於佛像造型：身形由雄健渾厚趨向勻稱適中，衣飾由傳統寬袍袈裟改為漢式服裝、腰束帶飾，帶有漢地文人氣息。此風格更直接影響華北地區佛像藝術長達三百年。雲岡佛像的漢式袍衣和衣帶北魏孝文帝遷都之後，因失去皇室資助，大型石窟開鑿工程大致停頓。但佛教信仰已於華北廣為傳播，民間信徒開始捐資興建小型洞窟。由於功德主多為平民百姓，為迎合大眾需求，遂發展出千佛壁等形式，可供信徒祈福發願。因此，民間化正是雲岡石窟第三期的核心特色。圖片及資料提供：作者：鄧家宙歷史博士專研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銘研究。編著《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涼茶》《百善義為先：東華義莊一百二十週年紀念簡史》《長洲朱建順祖族譜》《觀音山凌雲寺志》《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港島篇》等三十餘種專著。深信 AI 時代，更需要佛法與文化的滋養。

從母親節談到佛教的孝親觀

每逢母親節前後，人們藉著節日氛圍的相互感染，思憶母親養育之恩，感念母親的辛勞付出與偉大母愛，並以各種方式表達感恩與報恩之心。然而，孝道並非一時一朝的表現，而應時時刻刻銘記於心。佛教向來極重孝道，遍覽佛經，佛陀以孝道自行化他的事例隨處可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報恩品》云：「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所謂四重恩，即父母恩、國王恩、眾生恩、三寶恩。世尊亦常嘆父母恩重難報，教誨四眾弟子時時念恩、報恩。明朝的佛教故事佛教極重孝道，《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地藏菩薩本願經》《佛說盂蘭盆經》等，皆為闡揚孝道的經典。佛教諸多公案故事中，亦處處體現最樸實的孝道精神。明朝年間，安徽太和有位青年名楊黼，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長大後感人生無常，立志學佛。聽聞四川有無際禪師，乃菩薩應化，遂辭母入川求法，終見年逾古稀的無際禪師。禪師問：「你從何來？來做甚麼？」楊黼答：「我從安徽來，欲親近活菩薩。」禪師云：「見菩薩，何如見佛？」楊黼問：「我亦欲見佛，不知佛在何處？」禪師示曰：「見佛不難。你歸家去，若遇有人披衾倒屣為你開門，那人即是佛。」楊黼半信半疑，啟程返鄉。一路風餐露宿，行經月餘，抵家門前，始終未遇此境。他沮喪敲門，此時已是深夜。母親自兒子離家後，朝夕掛念，寢食難安；聽聞敲門，知是兒子歸來，喜出望外，不及整衣，披衾倒履，連忙出門開門。見母親此模樣，楊黼頓悟禪師所言，當下淚流滿面，跪倒於母親膝下。古語云：「堂上二老便是佛。」原來楊黼千辛萬苦遠求的佛，正是眼前的母親！「孝」為持戒行善之本佛教的孝親觀，至宋代逐漸成熟體系化，以宋代契嵩禪師《孝論》為代表，將佛教「五戒」與儒家「五常」相契合，提出「孝為戒先」的重要主張。由此可知，儒家之孝偏重在行，佛教之孝重在理，二者相融不二。契嵩禪師對孝道的闡揚，更奠定孝道於中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亦是佛教融入中國社會的體現。佛教並不將出世修行與世間孝親對立，反以孝道為橋樑，導引孝行指向究竟解脫。《孝論》云：佛陀制戒，以孝為首。若自稱持戒，卻不孝順父母，非真持戒。孝為大戒之首，持戒方能生善；欲行善而不持戒，善無從起；欲持戒而不行孝，戒無從立。佛教以「孝」為持戒行善之本。人若不能孝養親長，遑論修行與慈悲？孝敬親長，即是正覺修行。故學佛之道，自孝親始。以孝親為根基，擴而充之，便能孝順一切眾生、禮敬社會大眾。能愛父母，方能進而愛國家、愛眾生。佛教具有宏大的孝親觀《孝論》又言：「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白話之意：孝道為各家所尊崇，而佛教尤為尊崇；只因佛弟子弘揚不足，致使世人多不瞭解。儒家孝道分三層次：孝養父母之身、孝養父母之心、孝養父母之志。而佛教更有第四層次：孝養父母之智—— 開示父母因果真理，增長慧命，令其覺悟宇宙人生實相，出離生死輪迴，此乃究竟之大孝。正如蓮池大師《七筆勾》云：「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因此，佛教的孝親觀更為宏大、完備。孝敬親長，因緣不同，形式各異：或以財物奉養，或以陪伴溫暖，或以實現親恩之志。而我們精進修行、持戒行善、自覺覺他，令父母福慧增長、離苦得樂，便是最究竟之大孝。資料來源：廣州六榕寺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出自《華嚴經・入法界品》，記述善財童子發起菩提心，遍歷參訪善知識，領受教法、歷經艱辛、圓滿修行，終至開悟成佛的歷程。《華嚴經》以約四分之一的篇幅，詳述善財童子從平凡凡夫童子，歷經五十三參的艱難歷練，直至圓成佛果的完整經過。依佛經記載，善財童子為福城長者之子。其降生瑞相殊勝，處處呈現吉祥徵兆，其中一室內地面忽然湧現無數珍寶，因而得名「善財」。善財童子稟性超凡，對世間塵俗瑣事毫無執著，一心探求宇宙人生真理，渴望尋覓能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的修行大道。一日，適逢文殊菩薩蒞臨福城弘揚佛法，善財童子便至心請益，請示如何能快速圓滿成佛之道。文殊菩薩開示成佛關鍵：遍參善知識。自此，善財童子踏上參訪善知識的修行之路。以發菩提心、造福世間、利樂有情為宗旨，不畏千辛萬苦，攀高山、渡滄海、入王宮、趨民舍，歷種種艱難逆境，足跡遍歷一百一十城，虔誠禮拜五十三位善知識。第五十三位善知識即為普賢菩薩，表達無盡法門之義。善財依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淨土；因願力無窮，行門精進不息，善法日日增長，終達福慧圓滿、究竟成佛。善財初參文殊菩薩，蒙文殊指引方向，囑其歷參五十三位善知識，方能悟道證果。五十三參之中，至彌勒菩薩處，善財圓證聖果。而五十三參中段第二十七參，參訪的正是觀世音菩薩。觀音菩薩為考驗善財心志真誠與堅定，興起大波巨浪，勸其迴轉，善財卻毫不畏懼，以堅定道心與至誠虔敬感得菩薩印可，日後成為觀音菩薩脅侍。此五十三位善知識，身分各行各業：有廚師、匠師、教師、航海者、商人、音樂家、醫藥行者、比丘、居士、外道、老者、孩童、男女大德等等，各各傳授獨特修行法門。終於普賢菩薩座下圓滿功行，證得「一切佛剎微塵數三昧」。若依身分類別劃分，五十三位善知識共歸十六類：菩薩、比丘、童子、童子師、航海師、長者、醫師、婆羅門、外道、國王、道場護地之神、天眾、夜天、仙人、比丘尼、女性行者。涵蓋各年齡層、社會階層、職業領域、宗教門派，不分男女尊卑，皆為善財參學良師。五十三參的善知識之中，多數示現正面德行，亦有部分示現反面逆境以助修行：如勝熱婆羅門示現愚癡之相；甘露火王示現極重瞋恚；伐蘇蜜多女示現妓女身，代表貪愛煩惱。另有良醫彌伽為印度土著族群、魚族航海師屬當時賤民階層，在傳統印度社會地位卑微，在《華嚴經》中卻皆是大权示現的大菩薩，各有表法深意，皆是善財童子歷練學習的對象。善財參觀音菩薩，便學習觀音的大悲行願；遇阿羅漢，便學習阿羅漢清淨解脫之行；逢航海師，便學習觀風掌舵、隨緣自在的智慧；見名醫行者，便學習辨識藥性、調理身心、救濟病苦的慈悲願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典故啟示我們：世間每一領域、每一種職業、每一位眾生，皆有值得學習借鏡之處；更有無量大菩薩隱於世間各行各業，以種種身分應化度眾。學佛行者當體察世間萬相，不為外境紛擾，從一切人事物中領悟智慧，方能真正入紅塵、出紅塵，在世不染世。古德有云：「身在紅塵中，心在紅塵外；處世不染塵，方為大自在。」亦如詩云：「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真正懂學佛之人，視一切人皆為善知識、一切眾生皆是佛菩薩示現，順境逆境、善緣惡緣，皆為成就修行、啟發自性智慧的殊勝福緣。修行即是歷事煉心，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待人接物、穿衣吃飯、一言一行，無處不是修行。善人賢士，是修行榜樣、是善知識；惡人劣行，令自己引以為戒，是規戒自省的良師。學佛之道，在深入經藏、依止善知識；更要看透世間參差不平、善惡交雜的現象，不被外境障礙本心，領悟萬法深義，方能真正入世而不迷、出世而不離世，圓滿自在修行。圖片及資料來源：上海隆慶寺

二祖慧可大師悟道因緣

二祖慧可大師，俗姓姬，虎牢（又作武牢，今河南成皋縣西北）人。其父名寂，在慧可出生之前，常擔心無後，心中默念：「我家崇善，豈令無子？」於是日日祈求諸佛菩薩庇佑，願得一子繼承家業。如此虔誠祈願一段時日，一日黃昏，感應佛光滿室，不久慧可之母便懷有身孕。為感念佛恩，慧可出生後，父母為其取名為「光」。慧可自幼志氣不凡，為人曠達，博聞強記，廣涉儒書，尤精《詩》《易》，喜好遊山玩水，對持家立業並不熱衷。後接觸佛典，深深體悟：「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於是一心專注佛理，超然物外，怡然自得，並萌生出家之念。父母見其志堅定，便順應其意。他隨即前往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學佛，不久復至永穆寺受具足戒。此後遍遊各地講堂，研習大小乘教義。經過多年學習，慧可禪師雖對經教已有充分認知，然對自身生死大事，仍未透徹。慧可禪師求教達磨大師三十二歲那年，慧可禪師重返香山，捨棄過去單純追求文字知見的方式，開始專修习禪。他從早到晚打坐，期望藉由禪定之力解決生死問題。如此八年，一日禪定中，忽見一位神人現前，對他說：「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若想證得聖果，勿執著枯坐滯留此地；大道不遠，可往南方而行。）慧可禪師知是護法神點化，遂將名字改為神光。次日，慧可頭痛如刺，剃度師寶靜禪師欲為其尋醫。此時空中傳來聲音：「此乃脫胎換骨，非尋常頭痛。」慧可將所聞告知師父，寶靜禪師觀其頂骨，果然如五峰隆起，便對他說：「此乃吉祥之相，汝當證悟。護法神指引南向，正是告知，在少林寺面壁之達磨大師，便是汝師。」慧可禪師於是辭別寶靜禪師，前往少室山達磨祖師面壁之處，朝夕恭敬侍奉。起初，達磨祖師一心面壁打坐，對他不加理睬，亦無任何教示。然慧可禪師並不氣餒，反而更加恭敬虔誠，以古德為法忘軀之精神自勵：「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發掩泥，投崖飼虎；古聖尚爾，我何人也？」就這樣，他日以繼夜侍立洞外，絲毫不敢懈怠。慧可禪師斷左臂時日漸久，某臘月初九夜，天氣驟寒，寒風刺骨，天降大雪。慧可禪師依然侍立不動，天將破曉時，積雪已沒過膝蓋。此時達磨祖師緩緩回頭，心生憐憫，問道：「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慧可禪師垂淚悲答：「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達磨祖師開示：「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諸佛無上妙道，須長劫精進修行，行難行之行，忍難忍之忍；非小德小智、輕慢之心可冀求。）為表求法之至誠與決心，慧可禪師暗取利刀，當即斷去左臂，置於祖師面前，鮮血染紅雪地。慧可禪師開悟達磨祖師為其至誠感動，知慧可禪師乃是法器，便道：「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達磨祖師隨即將「神光」改名為「慧可」。慧可禪師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師道：「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慧可禪師茫然，復問：「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師答：「將心來，與汝安。」慧可禪師沈吟良久，答曰：「覓心了不可得。」祖師乃言：「我與汝安心竟。」慧可禪師聞言，當下豁然大悟，心生踴躍。原來無實心可得，亦無實不安可安；安與不安，皆是妄想。慧可禪師開悟後，繼續隨侍達磨祖師六年（一說九年），其後繼承祖師衣缽，成為禪宗二祖。面對迫害怡然順受據史料記載，二祖慧可付法予三祖僧璨後，前往鄴都，韜光養晦，變易形儀，隨宜說法。有時入酒肆，有時過屠門，有時街談，有時隨役，一音演暢，四眾皈依，如是長達三十四年。有人問二祖：「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父既是修行之人，為何出入此等場所？）二祖答：「我自調心，何關汝事！」慧可禪師長於辯才，雖無意廣傳禪法，然聞法者日增。隨其影響擴大，弘法之事遭執著經文者非難。當時有辯和法師講《涅槃經》，其門人多轉而依止慧可禪師習祖師禪。辯和心生惱恨，向邑宰翟仲侃讒毀慧可禪師妖言惑眾。翟仲侃聽信讒言，對慧可禪師加以非法迫害，慧可禪師怡然順受，毫無怨色。燈錄記載，慧可禪師世壽一百零七歲，寂於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諡大祖禪師。慧可禪師的生前開示關於慧可禪師生前開示，《楞伽師資記》卷一中略有記載。慧可禪師《略說修道明心法要》云：「《楞伽經》云：牟尼寂靜觀，是則遠離生死，是名為不取。今世後世，盡十方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禪而成佛者，無有是處。《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蘊重雲覆障，眾生不見。若逢智風，飄蕩五蘊，重雲滅盡，佛性圓照，煥然明淨。《華嚴經》云：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亦如瓶內燈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暗，日光本自清淨不壞，只為霧障。一切眾生清淨性亦復如是，只為攀緣妄念、諸見煩惱重雲覆障聖道，不能顯了。若妄念不生，默然淨坐，大涅槃日，自然明淨。俗書云：冰生於水而冰遏水，冰消而水通；妄起於真而妄迷真，妄盡而真現。即心海澄清，身心空淨也。故學人依文字語言為道者，如風中燈，不能破闇，焰焰謝滅。若淨坐無事，如密室中燈，則能破闇，昭物分明…… 若精誠不內發，三世中縱值恒沙諸佛，無所為。是知眾生識心自度，佛不度眾生。佛若能度眾生，過去逢無量恒沙諸佛，何故我不成佛？只是精誠不內發，口說得心不得，終不免逐業受形。故佛性猶如天下有日月，木中有火，人中有佛性；亦名佛性燈，亦名涅槃鏡，明於日月，內外圓淨，無邊無際。猶如煉金，金質火盡，金性不壞；眾生生死相滅，法身不壞。亦如泥團壞、波浪滅，而水性不壞；眾生生死相滅，法身不壞……《華嚴經》云：譬如貧窮人，晝夜數他寶，自無一錢分，多聞亦如是。又讀者暫看，急須並卻；若不舍文字，同文字學，則何異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湯而覓雪……」禪學主張另有向居士，聞二祖教化興盛，致書致意云：「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慧可禪師覽畢，回書云：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憫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以上所引兩段文獻，大體代表慧可禪師之禪學主張，亦為後世禪宗發展之主流宗旨。資料來源：廣州光孝寺

器物的象徵：佛教打造的中國物質世界

開啟宏觀視角，淺入深出、一氣呵成，行文雅緻親和、涉獵探索獨特，引領讀者跳脫「常識」與「通識」，此部歷久彌新的漢學經典，對西方人的佛教研究，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對東方人習以為常的物事感官，撬開縫隙，露出穎奇亮點。作者：柯嘉豪教授出版社：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書籍ID：3079865080818 叢書系列：綠蠹魚內容簡介：它找回我們漸漸喪失了的挖掘故事的契機，從具有靈力的舍利、佛像，到佛教象徵物的念珠、如意、僧伽衣具和被佛教功德觀念引導的書籍、寺院、橋梁，擴及受佛教影響的椅子、糖和茶……交融深度靈識與閱讀興味的遍路之旅。在此書之前，西方學者撰寫中國通史時，除了提到佛教在思想、信仰以及儀式等方面的激蕩外，很少強調佛教曾影響中國的物質文化；同時，也很少留意佛教的流傳與物質文化間的關係，因此本書在西方的佛教研究，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而此書對從小就習慣佛教存在的臺灣讀者來說，其最重要的價值是引領讀者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來看佛教對我們日常物質文化的影響，促使我們思索宗教物品在信仰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內容出乎意料地生動有趣。再者，「如果不是作者從普通常識中撬開那一絲縫隙，我們或許也就想當然地接受了那些所謂的『常識』，喪失了挖掘物品背後精彩故事的契機。」作者介紹：柯嘉豪教授柯嘉豪教授是美國史丹佛大學宗教研究系的教授，是世界聞名的漢學家。本書為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書中討論了佛教的傳入如何影響中國的物質文化，從而深刻地改變了固有的生活方式，角度非常新穎且具有啟發性。柯嘉豪教授說：「雖然佛教懷疑感官享受和棄絕物質世界的態度總是無處不在，然而如果我們拋下這眾多繁奧的教義和義理，轉而看一看佛教被實踐的方式，就不難發現物質性物品在佛教中的重要性。」資料來源：樂天Kobo電子書

五祖弘忍大師

五祖弘忍大師，俗姓周，蘄州黃梅人。據《五燈會元》卷一記載，他的前世是破頭山中的栽松道人。栽松道人曾經問道於四祖道信（四祖當時正駐錫於破頭山）：「法道可得聞乎（您宣揚的禪法，我能夠聽聞嗎）？」四祖回答說：「汝已老，脫（倘或）有聞，其能廣化邪？倘若再來，吾尚可遲（等待）汝。」栽松道人聽了，當即離開了四祖，來到河邊，正好碰見有一位少女正蹲在那裏洗衣服，於是上前問訊道：「寄宿得否？」少女回答說：「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栽松道人說：「諾我，即敢行（只有你同意了，我才敢前往）。」少女聽了，點了點頭。於是栽松道人轉身策杖走開了。原來，這位少女姓周，是周家的四女兒，尚未婚嫁。奇怪的是，自從那次洗衣回家不久，少女便懷孕了。在那個時代，少女未婚先孕是一件傷風敗俗的可恥事情。因此少女的父母對她極為厭惡，並把她趕出家門。這樣一來，少女便沒有了歸宿，生活無依無靠，只好過著流浪的生活。她白天在村子裏給人當傭人，紡線織布，晚上則隨便找一家店鋪的屋簷底下過一宿。這樣過了幾個月，她終於生下了那個不明不白的孩子。她自己也覺得非常穢氣，不吉祥，於是便偷偷地把孩子扔進了一條髒水溝裏。第二天，她去看的時候，大吃一驚，發現小孩卻正向水溝的上游漂浮，而且小身子鮮嫩明好，底氣好像很足，於是又情不自禁地把他抱在懷裏。她暗下決心，不管今後受多大的屈辱，一定要把這個孩子撫養成人。就這樣，她帶著孩子，沿村行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村裏的人都稱這孩子為「無姓兒」（私生子）。轉眼間，這孩子便長到了七歲。有一天，周氏帶著孩子乞討，在路上遇見了一位出家人。這位出家人就是四祖道信禪師。四祖仔細地端詳了一下這個孩子，發現這孩子骨相奇特，感歎道：「這不是個平常的孩子。細看，三十二大丈夫相中，只缺七種，雖然他的相貌不及佛圓滿，但是如果他出家修道，二十年後，他必定會大作佛事，能夠繼承佛法慧命，堪當眾生的依處。」於是便問小孩：「子何姓？」小孩道：「姓即有，不是常姓（我有姓，但不是普通的姓）。」四祖問：「是何姓（既不是普通的姓，到底是甚麼姓）？」小孩道：「是佛性。」四祖又問：「汝無姓邪（你難道沒有姓嗎）？」小孩道：「性空，故無（雙關語。一層意思是說，姓氏只不過是一個因緣假名，其性本空，所以說無姓。另一層意思是說，佛性或者自性本空，所以說是「無」）。」四祖聽了，暗自高興，知道這孩子是個法器，於是命侍者來到孩子的母親身邊，請求她答應讓這個孩子出家。孩子的母親想起這孩子的身世以及發生在他身上的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知道這一切都是宿世的因緣，於是痛快地答應了四祖的請求，把孩子給四祖作弟子。四祖遂給他起法號曰「弘忍」。四祖付法於弘忍弘忍禪師出家後，便住在雙峰山，奉事四祖。弘忍禪師性格內向，少言寡語，寬忍柔和。同學經常欺負他，他也不爭辯，泰然處之。《楞伽師資記》中講，他「住度弘湣，懷抱貞純。緘口於是非之場，融心於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養，法侶資其足焉。調心唯務渾儀，師獨明其觀照。四儀（行、住、坐、臥）皆是道場，三業（身、口、意）鹹為佛事。蓋靜亂之無二，乃語默之恒一。」意思是說他心量寬宏，慈悲仁湣，純潔無暇，不談人是非，在日常生活中，心心在道，行住坐臥，起心動念，無時無處不處在覺照當中，而且經常幹苦活重活兒，甘為大眾服務。《傳法寶記》說他「晝則混跡驅使，夜則坐攝至曉，未嘗懈倦，精至累年」，白天混跡於大眾中，幹各種雜活兒，晚上則攝心打坐，通宵達旦，精進修行，經年累月，不曾懈怠。弘忍禪師的人品、精進和悟性，使他漸漸地成為同道們的學習楷模。道信禪師尚在人世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從四面八方慕名而來，親近弘忍禪師，所謂「四方請益」，「月逾千計」。這一點令四祖非常高興。於是，四祖經常給他開示頓悟之旨，不斷地隨機鉗錘，使他的道行很快地進入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終於有一天，因緣成熟了，四祖把他的法衣傳付給了弘忍禪師。弘忍禪師也就成了中土禪宗的五祖。付法的時候，四祖說了一首偈語：「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同時，還把自己的弟子全都託付給弘忍禪師。弘忍禪師得法之後不久，即開法於黃梅馮茂山，又稱東山，手下有十位得意的弟子，包括神秀、慧能、智詵、老安、法如等，其中，又以慧能最為出色。據《楞伽師資記》記載，弘忍入寂於唐高宗鹹亨五年（674）二月，春秋七十四歲。入滅前，他將祖衣傳付給六祖慧能大師。資料來源：廣州光孝寺

佛教的石窟(四)

敦煌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是古代中亞貿易的重要關隘，最遲於漢代已是繁盛的商業城市。及至明代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終斷延續千多年的對外貿易往來，敦煌自此淡出大眾視野。直至光緒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莫高窟發現藏經洞，吸引各國探險家接踵而至尋寶，大量珍貴文物外流，震驚中外，敦煌亦再度成為世界焦點。敦煌藏經洞卷子「敦」字具多重涵義，一般解作豐厚、廣大、和洽，頗符合當地多元商旅互市的環境；亦有釋作「屯」，意指此地為國家進出門戶，駐有官兵屯戍守護國防，同時亦是對外宣示國力威望的象徵。正因為此獨特背景，市面繁華璀璨、五光十色，令敦煌聲名遠播中外。商旅由西域諸國抵達敦煌，方正式進入中土疆域；反之，由敦煌離開中土，便踏入荒漠戈壁。路途險阻重重，商旅在離境前或抵步後，為祈願旅途平安、感念菩薩庇佑，皆會廣作佛事。自四世紀起，當地陸續開鑿石窟、塑造佛像、繪製佛經壁畫，亦僱人抄經、誦經、點燈以累積功德。經歷逾千年發展，莫高窟洞窟數量超過七百餘座，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發展時間跨度最長的佛教石窟。窟內蘊藏極為豐富的佛教文化內涵，亦是佛教漢化歷史的完整縮影。敦煌作為王朝邊疆重鎮，流動人口密集，城市性質、規模與環境，和西域小國有明顯分別。佛教僧侶留駐此地，亦無須隱居山野。因此莫高窟僅有少量僧侶駐守，與其說是修行道場，更多是洞窟管理人員與工程監督。這反映石窟性質已由傳統修行道場，轉變為功德積累與藝術創作為主；此外，除大型佛像依山壁開鑿外，小型洞窟內多以泥質彩塑為主，可見造像技術已全面漢化。目蓮救母變文敦煌石窟雖以積功累德為興建初衷，但其壁畫、造像作品與其他地區石窟不同，本身亦具備弘法教化功能。光緒年間，莫高窟發現密封藏經洞，內藏六萬多件古文書，包括各種文字佛典、經卷、詩詞、史書、信札等，亦有鮮為人知的「變文」。唐宋年間，敦煌僧人將深奧難解的佛經義理，改編為通俗文藝，定期舉辦佛教說唱表演，以散文說白、韻文歌唱結合的方式，向普羅大眾演揚佛法，這類劇本便是「轉變了的經文」，稱為變文。觀眾欣賞表演時，雖有豐富視聽娛樂，卻仍難理解佛經意境。於是僧侶將洞窟內「經變圖」（完整佛經故事畫卷）掛示，甚至繪製於布帛之上；說唱至對應段落時，便由助手展示相關圖畫輔助講解，這類圖像稱為「變相」或「經變」。及至宋代，變文表演極為盛行，內容逐漸擴展至市井低俗題材，水準參差、良莠不齊。朝廷鑑於變文性質改變、有傷風化，加上現場易於聚眾，憂慮秘密組織借機滋事，遂下令全面取締，變文自此失傳。而藏經洞保存大量失傳變文卷子，是佛教石窟史極為珍貴的遺產，亦讓後人得以重新認識敦煌石窟多元豐富的弘法功能。作者：鄧家宙歷史博士專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銘研究。編著《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涼茶》《百善義為先：東華義莊一百二十週年紀念簡史》《長洲朱建順祖族譜》《觀音山凌雲寺志》《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港島篇》等三十餘種專著。深信 AI 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養。

佛教的石窟（三）

所謂「西域」，是古代中國對西北以外地區的總稱。從廣義而言，即蔥嶺以西的北印度、中亞，甚至東歐和非洲北部；若從狹義理解，則專指蔥嶺以東，在天山山脈與崑崙山脈之間，向東至甘肅的廣闊地帶，涵蓋現在的整個新疆及甘肅西北部等地。印度佛教文化，正是沿這條西域道路向外傳播。克孜爾石窟公元以前，西域地區已有頻繁的經濟活動，沿線有許多民族部落或小國，主要從事遊牧、長途貿易等活動。梵僧們因利乘便，也沿貿易通道來到西域弘法。至東漢永平七年（64 年），明帝派蔡愔等人訪尋佛法，於西域遇到梵僧迦攝摩騰、竺法蘭，禮請至皇宮宣演佛法，是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既然官方開闢的絲綢之路已通，沿路有軍隊保護，商旅往來相當安全；加上漢朝皇帝已接納佛教，更讓梵僧們安心遠赴漢地弘教。由於西域路途遙遠，加上夏季炎熱少雨，秋冬兩季則極為苦寒，每年適合啟程的日子不多，是以早期多採取「邊行邊停」的方式前進。天氣合適便儘快趕路，遇氣候惡劣或抵達城鎮便停留棲息，可以想見當時行程相當緩慢。往來梵僧為避免在道途風餐露宿，自然會尋找山洞這類天然遮蔽處作為暫歇點；有時為避風雪，停留時間可長達半年。於是西域沿路，也逐漸出現以安僧為目的的石窟。後來梵僧接踵來華，部分留駐當地弘法，多數則前往他處另建道場，原有的石窟便成為信徒供佛祈福的場所。《賢愚經》的「大施抒海取珠」本生故事據考古資料所知，西域現存最早的石窟是克孜爾千佛洞。該洞窟位於新疆拜城縣卻勒塔格山，古代屬龜茲國境內，始鑿於公元三世紀。因商旅往來頻繁，帶動造功德之需求，周邊持續開鑿石窟達六百餘年，形成大型石窟群。現已發掘出二六九個洞窟，保存大量佛教壁畫，尤以佛傳、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居多，這與當時大乘佛教興起的風氣相吻合。洞窟亦出土若干殘破彩塑佛像，僅存一座保存較完整的釋尊彩塑，反映佛像風格已由傳統石刻樣式，逐漸過渡至中式泥塑。由於克孜爾千佛洞是中國最早的佛教石窟，窟內壁畫正反映佛教初傳漢地、中印文化交匯初期至持續漢化的過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除克孜爾千佛洞外，龜茲境內尚有五個石窟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克孜爾第四七窟，開鑿於公元四世紀，由人工開鑿成寬闊的方形洞窟，窟內高達十六點五米，用以安奉巨型佛像。綜觀各石窟群的空間規模與營造技藝，足以反映當時往來龜茲的商旅密度，以及該國的繁榮程度。約公元十世紀起，因伊斯蘭教東擴影響，位處西域要道的疏勒國改宗伊斯蘭，並持續進侵西域諸佛教國，沿途石窟開鑿活動因而終止、荒廢，部分更遭破壞，淹沒於風沙之中。直到二十世紀才被重新發現，可惜又遭外國探險隊盜竊毀損，至一九五三年才在政府保護下展開記錄與修復工作。作者：鄧家宙歷史博士專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銘研究。編著《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涼茶》《百善義為先：東華義莊一百二十週年紀念簡史》《長洲朱建順祖族譜》《觀音山凌雲寺志》《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港島篇》等三十餘種專著。深信 AI 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