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纪，佛教由印度向外围地区传播，因地形俱为山野，僧侣多选在洞窟歇居和修持。约在公元一世纪，僧侣沿商旅贸易路线由北天竺穿越葱岭，进入到中亚与东方的交汇要道，西边往中亚传播，远达阿富汗等地；东边则沿天山进入西域（即现今之新疆一带）进入中土，由于僧侣鱼贯进出，带动沿路的佛寺形石窟的建设。
洞窟都是沿山壁向内开凿，部份再于洞口建造中式门面楼阁，骤眼如同楼房建筑。
此外，中亚至丝路一带均为商贸通道，但沿途受风沙、盗贼、战火等威胁，生命朝不保夕，是以佛教思想传到这里很快就得到当地人及往来商旅的信仰，希冀佛菩萨能给予庇佑，而当时正值大乘佛教兴起，忆念佛陀和菩萨本生事业蔚成风气，信徒流行建造佛像以积功德，或雕刻莲花、佛足等象征性图案以为守护，甚至开凿石窟安奉佛像作长久供养，于是石窟形式就从原先仅为礼佛安僧的用途，扩展到纯粹为造像积功德的性质。
由于佛教传播是沿贸易通道扩展，是以在中亚的阿富汗、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地区亦有广泛和珍贵的佛像石窟群。这地区的佛像风格无论是面容、发型、体姿和衣着等均糅合了古印度贵霜王朝、犍陀罗、希腊和波斯的风格，反映了石窟所在地的多元人口聚集的特质；佛教东传，因传播路线关系，佛教活动和大型石窟建设均聚集于丝路沿线，单是石窟就有十余处，以古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最为著名。
榆林窟内的卧佛造像。
与中亚地区的佛教石窟比对，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的特质正是「佛教汉化」的历程，而敦煌莫高窟正是最佳写照，因该处是西域进入汉地的唯一关口，无论商旅是入境或离境都会到佛寺祈愿、酬谢、做功德，长期以来带动石窟的开凿和造像、壁画、抄经等信俗活动。于是观看敦煌不同时期的石窟壁画、造像，留意当中的形态、衣着、布局等等，便能看出由印度风格渐渐转向本土化的过程。
再者，佛教传到汉地洛阳，获皇家准予译经弘教，早期的策略仍是以皇室和高官为对象，尚未能在民间普及。可以说，佛教在历朝得到皇室的支持，不少皇帝为积累功德，或作安民的宣传，也乐于全资开凿石窟，而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正是中原地区皇室石窟的代表作。由于汉地另以寺院安置僧尼，因此汉地石窟只用于造像供奉，而造形、衣着亦较贴近本土生活。内容方面，除了佛经故事，亦有不少融和释道思想的题材，如：孝道、因果、地狱受苦等，劝善味道浓厚。
作者：邓家宙历史博士
专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铭研究。编着《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凉茶》、《百善义为先：东华义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简史》、《长洲朱建顺祖族谱》、《观音山凌云寺志》、《香港华藉名人墓铭集：港岛篇》等三十项专著。深信AI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养。
鄧家宙歷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