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紀，佛教由印度向週邊地區傳播，因地形俱為山野，僧侶多選在洞窟歇居和修持。約在公元一世紀，僧侶沿商旅貿易路線由北天竺穿越蔥嶺，進入到中亞與東方的交匯要道，西邊往中亞傳播，遠達阿富汗等地；東邊則沿天山進入西域（即現今之新疆一帶）進入中土，由於僧侶魚貫進出，帶動沿路的佛寺形石窟的建設。

 

 

此外，中亞至絲路一帶均為商貿通道，但沿途受風沙、盜賊、戰火等威脅，生命朝不保夕，是以佛教思想傳到這裡很快就得到當地人及往來商旅的信仰，希冀佛菩薩能給予庇佑，而當時正值大乘佛教興起，憶念佛陀和菩薩本生事業蔚成風氣，信徒流行建造佛像以積功德，或雕刻蓮花、佛足等象徵性圖案以為守護，甚至開鑿石窟安奉佛像作長久供養，於是石窟形式就從原先僅為禮佛安僧的用途，擴展到純粹為造像積功德的性質。

 

 

由於佛教傳播是沿貿易通道擴展，是以在中亞的阿富汗、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地區亦有廣泛和珍貴的佛像石窟群。這地區的佛像風格無論是面容、髮型、體姿和衣著等均糅合了古印度貴霜王朝、犍陀羅、希臘和波斯的風格，反映了石窟所在地的多元人口聚集的特質；佛教東傳，因傳播路線關係，佛教活動和大型石窟建設均聚集於絲路沿線，單是石窟就有十餘處，以古龜茲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等最為著名。

 

與中亞地區的佛教石窟比對，絲綢之路沿線的石窟的特質正是「佛教漢化」的歷程，而敦煌莫高窟正是最佳寫照，因該處是西域進入漢地的唯一關口，無論商旅是入境或離境都會到佛寺祈願、酬謝、做功德，長期以來帶動石窟的開鑿和造像、壁畫、抄經等信俗活動。於是觀看敦煌不同時期的石窟壁畫、造像，留意當中的形態、衣著、布局等等，便能看出由印度風格漸漸轉向本土化的過程。

 

再者，佛教傳到漢地洛陽，獲皇家准予譯經弘教，早期的策略仍是以皇室和高官為對象，尚未能在民間普及。可以說，佛教在歷朝得到皇室的支持，不少皇帝為積累功德，或作安民的宣傳，也樂於全資開鑿石窟，而山西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正是中原地區皇室石窟的代表作。由於漢地另以寺院安置僧尼，因此漢地石窟只用於造像供奉，而造形、衣著亦較貼近本土生活。內容方面，除了佛經故事，亦有不少融和釋道思想的題材，如：孝道、因果、地獄受苦等，勸善味道濃厚。

作者：鄧家宙歷史博士

 

專注香港史、佛教史、宗教信俗及碑銘研究。編著《香港佛教史》、《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涼茶》、《百善義為先：東華義莊一百二十週年紀念簡史》、《長洲朱建順祖族譜》、《觀音山凌雲寺志》、《香港華藉名人墓銘集：港島篇》等三十項專著。深信AI世代更需要佛法和文化的滋養。